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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做电商卖高仿鞋?呵呵,不用四处找“黑市”了。在福建省莆田市安福电商城,假鞋、假发票、假快递、假手机卡应有尽有,并且绝对“安全”:它是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。这是一个城市最为分裂的中心。它距莆田市政府1公里,白天,门庭冷落;夜晚,黑暗唤起了它的活力,人、车带着鞋产品来来往往,交易完便不再多谈,堪称“鬼市”。

莆田电商城卖假鞋有多疯狂:有人双11一天赚400万

1月11日23时许,与安福电商城一条马路之隔的某地下仓库路口,来此提鞋、送鞋的商家骑着摩托车,路口一时拥堵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 卢义杰/摄

莆田电商城卖假鞋有多疯狂:有人双11一天赚400万

安福电商城内的小区,一户商家摆出了高仿鞋与提前打印好的小票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 卢义杰/摄

莆田市上个世纪为国际名鞋代工遗留下来的技术火种,一定程度上助力着“假鞋”的制造与繁荣。如今,代工厂转至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他处,庞大的从业人员队伍,拷问着地方经济的转型困局。

在工商、电商平台等监管之下,“鬼市”衍生了自己的防守世界。他们伪造“防伪码”,更改物流信息,甚至建立微信群、安装监控器,预警执法人员的突袭。

63岁老太太揽客买鞋到凌晨两点

“早上?我们没有早上,一觉起来就是中午。”一名95后卖家谈起一地假鞋,满脸笑容。此时,凌晨1点,距他收工还有3个小时。

不远处“安福电商城”前加上的“中国”二字,正宣示它的雄心。官方2015年数据显示,这个总面积80多万平方米的小区,入驻了335家挂牌商户,年交易额超百亿元,从业网军超20万,鞋产品网上销售额至少占了全国两成。

早上睡觉,下午接单,晚上收货、发货——独特的交易习惯催生了“鬼市”:白天,几乎空无一人;傍晚,门店零星开张;入夜,摩托、面包车来来往往,一分钟有时可通过百辆。车上装卸的包装,印着耐克等知名鞋类商标。

但在坊间,这种“昼伏夜出”被解读为“见不得光”。官方也并未披露此处高仿鞋的比例。

在电商城内26号楼7层,一名黄衣男子手舞足蹈地向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讲述他的“奋斗史”。“2013年开始干,现在,我车子房子都有了”,他不回避这是高仿鞋,且年营业额达到400万元,甚至有朋友去年“双11”一天就赚了400万元。

另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士则在“鬼市”快递区边上开了一家“档口”。他在论坛上发帖,留下QQ,晒出库存。有网友问他“真假比多少”,他直言全假,但是“以假乱真,一次体验,终身不忘”。

他们对假鞋质量有着“谜之自信”。家住“鬼市”附近的莆田女大学生吕申,一步步见证这里如何走红,随即投身电商海洋“卖假”。她做了3年,一双鞋赚二三十元,最多时每天能卖30双,“质量真的很好,我买一双可以穿一年”。

所有人把这归功于莆田上世纪的国际名鞋代工产业:白天,人们在工厂热火朝天生产,对标全球顶尖制鞋技术;夜晚,他们回家“发挥余热”,制鞋“秘方”被或偷或买地传了出来。

这些无疑都是假货,但“鬼市”里的人们回避“假”字。他们发明了自己的话语体系,“真标”“高仿”“1?1”,造假者则叫“阿冒”。

相对“真实”的,是各色各样的自主品牌——比如,有人在美国“NB”新百伦的基础上,加了几个数字或字母,并拿到了商标注册。在外边,有人称其为“山寨”,但在“鬼市”,它们有着微妙的名字——“擦边鞋”。

尽管在工商、电商平台打击以及行业萧条的多重影响之下,“鬼市”日益萧条,但如今,夜晚10时市场路口有时还会堵车两三分钟。

一些人在电商城内游荡,瞄准看似无目标的“游客”,发小卡片,问买不买鞋。1月7日凌晨1点,一名带着记者在商城走访的63岁老太太毫无困意,“我带你们去下一家看看,就在楼上”,她精神抖擞地说,“我两点多才下班”。

在家就能生产的高仿鞋作坊

支撑起“鬼市”心跳的,是农村或城乡结合部输出的“血液”。在家庭作坊,或者工厂车间,总之以国际名鞋曾经的代工厂为圆心,众多“阿冒”白天生产、接单,夜晚涌向安福电商城。

村民程相2013年决定加入“阿冒”大军。在莆田的北部村庄,他请了5个工人,又砸下数万元,在家中装了两条小型生产流水线。尽管每条仅长十多米,日产量仍能突破千双。

这对程相来说不是难事。他曾在鞋厂工作10年,负责鞋的成型——这是制鞋数百道工序中的最后关卡,也就是将鞋面、鞋底等“零件”组合成一双完整的鞋。如今,他只不过把原先的工作复制进家里,自己到处寻找优秀的“零件”,“正品用什么材料,我们也用什么材料”。

在他这里,不少高仿鞋的制作成本大约是100元,转手能赚15元,“价格很透明,谁也骗不了谁”。若换做以前,鞋厂代工利润每双只有两三元。

工艺相近而利润翻倍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都是暴富神话。“懂鞋的都知道怎么做。”当地鞋业人士带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来到一个制鞋车间,一批批金属模具被注入原料、加热、升降,鞋底便初具雏形了,“如果是‘阿冒’,拿到鞋拆了、开板(根据图片或样品做成鞋的一个过程——记者注),鞋底是一次成型还是二次成型,热膨胀系数是多少,都能大致分析出来”。

对于“阿冒”而言,鞋底是开板的最大成本。金属模具一般要设计6种尺寸,“因为你不可能只仿制1个码的鞋”,上面还得刻上图案,加之研制费用,全套可能二三十万元甚至更多。有的作坊索性请了长期的开板师傅,月薪1万元。

这些曾服务于鞋厂的“散户”,不少人现今“落草为寇”,改服务于“阿冒”。风口早已离他们远去了:上世纪90年代,有人一边代工,一边每天仿20双鞋,卖个千把元,再后来,规模更大的手工作坊击垮了他们。

越来越多熟悉此道的人们发现,务农务工不再是唯一出路,反而是低门槛、高回报的仿制生意能飞速积累财富,并兑换成名车、珠宝,还有洋楼。

终于,一批人开始了共同作息——在“鬼市”白天休息之时,不少程相这样的“阿冒”,正收集着各种渠道斩获的鞋底、鞋面等“零件”,督促工人加紧“组装”;傍晚六七点,“鬼市”那边该来的订单都来了。

程相像接到行军命令一般,迅速计划起各档口的送货路线。他从不觉得“阿冒”丢人,生意鼎盛时期,每仿制完一批鞋,他便在微信朋友圈高调晒图,“这有什么,莆田好多人都在做”。

每到晚上8点,他孤身钻进那辆花3万元买的面包车,猛踩油门。7个后座早已被拆下,腾出的空间能塞几百双鞋,订单多的时候,他要在“鬼市”与仓库之间跑好几个来回。

莆田发货“秒变”美国发货

程相一般晚上9点左右送货到安福电商城。这个“阿冒”卸下“弹药”后的一两个小时,白天沉睡的“鬼市”南部快递区逐渐苏醒,忙碌甚至疯狂起来:商家抱着鞋盒,快进快出;电动车来回穿梭,直按喇叭;六七十个快递摊位,工人不断撕扯胶带,“嘶”声此起彼伏。

即使只在夜晚营业,根据官方2015年公布的“不完全统计”数据,这里日邮递快递量仍过15万单。

网商熟悉这个作息。吕申在微信上卖鞋,去“鬼市”进货的时间就是在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,这个平日爱在朋友圈晒自拍的女孩,此刻骑着电动车游走于电商城的车流之间。

事实上,你不能轻视在“鬼市”里骑电动车的任何人,因为他们“可能白天就开着路虎”。

10号摊位在电商城南门附近,位置极佳,一进快递专区就映入眼帘。“晚上11点人最多。”女服务员把一叠叠耐克、阿迪达斯的包装、发票甚至POS机的签购单摆了出来,“20元可以买一大包”,还有能刮开涂层的防伪标识,一张16个,每个5角。

用手机扫描这些发票的二维码,页面全能弹出专卖店的地址;刮开涂层,登录所谓“全国质量防伪监督中心”网站,输入验证码后真的可以查到。

事实上,这只是“鬼市”虚构出的认证世界,并引导顾客认真地走到这里——弹出页面仅是用二维码生成软件做出来的,所谓查验网站疑似“山寨”,其ICP备案信息主办单位是某私企。

物流也在为造假助力。好几家门面立着“异地上线”广告,也就是说,即使在莆田发货,物流也能把发货地变成上海等其他城市。

在申通快递摊位,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1月12日凌晨1时许发了一份快件。申通官网显示,当天3时57分,“上海保税港区-业务3部6”收到了此件。两三小时,莆田运到相隔八九百公里的上海发货,这几乎不可能。

56号摊位的服务员甚至承诺可以“秒变”从美国发货。她用的是“SGR国际速运”。该公司网站称其总部位于美国,但检索发现,这份简介系照抄另一家快递公司的,倒数第二段连原名都忘了修改。贴上SGR英文快递单,加上首单36元的价格,货物分量就瞬间变成“海归”。

在这个铁皮隔出的快递摊上,二三十个鞋盒大小的纸箱都贴着美国发货的SGR标签。服务员不避讳这是假装寄到中国的把戏,坐在电脑前,她输入了一个已签收的单号,“看,洛杉矶收件,清关,寄到上海,再转了顺丰”,“一个晚上能有几百单”。

一些知道真相的买家似乎“一个愿打、一个愿挨”。在56号摊位,贴有SGR“洛杉矶-上海”标签且顺丰单号为92744117****的快递即将寄往广东,寄件人是用中国手机号的“baby”。此时,1月11日晚上11时。过了20个小时,快件在上海青浦香花桥营业点装车了。

按照快递信息,记者微信联系了收件人胡女士,询问是否需要维权。她并未回复,随后的电话沟通中,她只说着一句话:“不需要,谢谢。”

“金盆洗手”后重返“鬼市”

事实上,莆田工商部门对“鬼市”假货的打击从未停止。他们约谈商家,夜间巡查,2013年曾3个月巡查36次,罚款38万多元。他们也试图寻找假货源头,提出将专项行动“扩大到农村、城乡接合部等地区”,“加强日常排查”,并严肃查处一批违法案件。

莆田对安福电商城满怀希望,2015年,当地宣布力求3年内让此处年网络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。

然而,监控器成了造假售假者打探情报的耳目,它们装在了作坊和电商卖家门口。安福电商城的一名卖家直言这是“防工商局的”,“(看到)他们来敲门,我门不开,灯一关”。

为了防止突击检查,程相还坚守着一项“大家都这么做”的法则:货完工之后,马上转移到别处仓库,绝不留在作坊。

仓库也明白如何“相互取暖”,在与“鬼市”一条马路之隔的地下仓库,一名出租仓库的男子毫不掩饰:“这么多人都做(高仿鞋),有工商来的时候,群里都会通知”。

在程相眼里,“抓鬼”有时也沦为个别执法人员的寻租生意。他的作坊偶有执法人员上门,也不查封,只说随便坐坐。“谁没事会来你家坐坐?我懂什么意思。”程相是个“识相”的人,他送上“好处”,后来,一些熟了的执法人员也会建议仿哪种鞋好卖。

程相苦于身在“鬼市”,他和中间商相互提防着。有时送货,中间商不让他上楼,“怕我们知道他在哪个房间,不然欠钱了,我们就会上门”,“这事儿也没法到法院打官司”。

电商平台也在夹击着售假者。2015年8月起,阿里巴巴一年内撤下了3.8亿个产品页面,关闭18万间淘宝店,以及675家生产、存储或销售假货的运营机构;与此同时,腾讯封停了超过1.1万例涉嫌售假的个人账户,鞋类为品牌维权的热门品类。

吕申的亲友纷纷中招,她的弟弟开了一家高仿鞋网店,还没接单,店就被封了;她的舅舅忙于借身份证注册淘宝,另一些人则索性直接买了经营良好的账号。她深知这存在风险,因为身份证持有者可能未来某天会去申诉“被盗号”,说店是他们的。

当地鞋业人士慢慢发现局面不妙:全国鞋类电商越来越多,竞争加剧;同时,有得制鞋原材料,一年左右已从每吨1万元涨到两万元,利润越来越薄。

吕申最终不再卖鞋,她抛弃了“鬼市”。程相也感觉寒冬已到——他的订单愈发少得可怜,有时一天只有一两双。半年前,他转行跑运输,从“鬼市”出局。

但永远有人希望涌入这座“围城”。一名6年前“金盆洗手”的“阿冒”向记者坦承:一度,他响应政府号召,做自主品牌,但同一条生产线做出来的鞋,挂名牌能卖500元,挂他的牌只卖150元,还卖不出去。

坐在茶桌前的他一脸绝望,思来想去,他递过手机,屏幕上是红色的某款名牌鞋。这个已损失数十万元的商人说,他花了20万元,最近又找人去“开板”了。

6年没做过“阿冒”的他,此刻试图重回“鬼市”,再搏一次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中程相、吕申为化名)

本报福建莆田1月15日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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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生 张玛睿 何欣禹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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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福电商城一处路口有4家“新百伦”门店,细看之下,无一是真正的新百伦品牌。当地人称此为“擦边”品牌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  卢义杰/摄

要不是当地鞋业人士的讲解,福建莆田安福电商城内一个路口的4处“新百伦”品牌真假难辨。

真正的新百伦商标是“NB”,但在这里,它们有的是“NB:VS”,有的是“NB108 Studio”,有的是“亚太新百伦”,有的名为“美国新百伦本色”,还煞有介事地加了“授权”二字。注册商标的R字打在了一些门店的牌匾上。

在这个白天几乎歇业、晚上热闹非凡的“鬼市”,这些打擦边球的“自主品牌”是除了高仿鞋之外的另一病灶。莆田某自主品牌董事长直言它们是“没有基因的品牌”,研究区域经济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国平则称其为“傍大款”,并认为企业应有较高的创新精神和自主意识。

“伪”自主品牌最终只能自生自灭

事实上,号召鞋企转型打造自主品牌,本是莆田政府与电商平台应对层出不穷造假之势的第一张牌。

这场引导当地某些领域“假货经济”转型的浪潮2011年前后席卷开来。在这些年的“创牌大潮”中,最终一些品牌成功晋为新星,也有“伪”品牌掺杂其中。

李国平认为,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短期经济利益的驱动,一些“伪”自主品牌注定会“自生自灭”。

鞋商刘尚(化名)明白,这些道理无疑正确,但实践起来,他完全处于行业下风。与不少莆田鞋企从业者一样,刘尚在有了鞋业经历之后做了制作高仿鞋的“阿冒”,此后尝试自主品牌,可是不得要领。

他注册了一个日本某名牌同音译的鞋子商标,只在中国国内销售,防止对方发现;他另注册了几个商标,拿1万双做试销,可是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。当他退而求其次转做国外订单的代工时,意外又频频发生:工厂一年内出现了3起工人受伤事件,他钱还没赚到,倒是先赔了几十万元。

这不是个例,另一名鞋商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他也在某知名品牌之后加了“jindian”的拼音注册了商标,虽外形有相似之处,但他还是申请到了外观专利。这种蹭热点的做法原本“他不死,我也不死”,可在鞋业普遍经历寒冬的大背景下,他的品牌赔了30万元,甚至,电商平台无视他的外观专利,仍然判定他的产品是仿造的。

销路,知名度,这是多名试水自主品牌的鞋商最头疼的话题。在一些学者看来,如果仅在品牌名称上玩简单的文字游戏,而不在实质问题上破局,所谓品牌最终只会做成山寨。

“既需要资金,也需要人才,成本几乎翻一倍。”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子商务系教授李安渝看来,实现从简单的生产制造到建设自主品牌没有那么容易,最大的困难就是先要投入成本。

以“个性化”创意破冰市场

什么成本最需要投入?在各地自主品牌遍地开花的格局之下,个性化成为研究者心中最有成功希望的标签。

莆田鞋业并非没有成功样本,当地运动鞋玩觅(ONEMIX)就是以个性化著称的品牌。该公司董事长郭景曾是制鞋代工厂流水线上的一员,后来晋升为资深工程师,深谙其中门道的郭景明白品牌建立的艰难,“规模不能代表品牌”。

郭景告诉记者,玩觅在真正进入市场前,用了多年进行市场调查与用户研究,最终他们决定只做“运动鞋”,并且是个性化的运动鞋。至于生产,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,郭景只是将这些交给有经验的工厂,而玩觅则多专注如何研发产品,如何进行推广。

在诸多媒体报道之中,众多转型成功的鞋商言必谈个性、定位与区分度。对市场敏感的鞋厂销售人员,成为问计的对象;需求旺盛的消费者,被分年龄、职业、兴趣进行“解剖”,每个痛点都成为企业家眼里的商机。在他们眼里,创意才是脱颖而出的法门。

撕掉“不诚信”的区域旧标签

无论是否愿意承认,莆田已被一些人贴上“不诚信”的标签。但又不容否认的是,一些造假产品背后,的确显示出莆田潜力无限的制造功底,曾有媒体报道称,有的假鞋只有在专业仪器的分析下才能原形毕露。

莆田的确是有实力的,比如莆田双威体育用品公司的“思威琪”。这个硫化帆布鞋的鞋底可以弯折10万次,而国标规定的鞋底弯折标准仅是两万次。

当地鞋业人士接受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,莆田正试图“建立地方区域品牌”。就在去年,一个主打“互联网+青年创业”的平台在莆田落地,它主打为企业和个人提供资源整合、技术交流、人才培训。

对于类似创客基地,李安渝认为“是有价值的”,关键在于创客基地“能带来什么”,他认为创客基地应该避免引入与莆田本地已有的同质企业,而可以尝试结合本地原有优势,引入相匹配的资源与专业人才。

这对鞋企来说挑战不小,在一些企业主看来,旧标签似乎是一种惯性。每个摸爬滚打的鞋商,都能说出那个灰色时代的段子:有人从代工厂里扔出图纸、鞋子,随后这些鞋被仿造;有人贿赂鞋厂员工或开发人员,得到一纸“配方”;有人打听到某品牌首发新鞋的国家,随后前往购买,回国“解剖”、复制后便大发横财;也有人在仿制之后,原厂家临时改变了款式,最终功败垂成。

在受访学者看来,这些“不诚信”的旧标签到了撕下的时候了,莆田应该做的,就是打造新的文化氛围,形成一个地区不同以往的区域特征和整体形象。

然而,尽管政府与电商平台的“打假”力度不断升级,但假鞋制造、交易现象仍屡禁不止。李安渝认为,这种现象无法根治,市场需求是这些企业仍旧运转的重要原因,只有从源头上改变消费者的意识、缩小市场需求,同时加大监管力度,才能杜绝这个现象的存在。

李国平说,集群品牌的目的是相互支持、互相联系,形成一种标签,好的集群需要一起去建造,“在这一点上,政府应当努力建立诚信氛围,营造新的文化”。

本报福建莆田1月15日电

实习生 张玛睿 何欣禹 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来源:中国青年报 ( 2017年01月16日04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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